流失的不仅仅是文物

流失的不仅仅是文物

———浅谈中国近代文化流失

学号：U200917672

姓名：袁晔

班级：新闻0901班

院系：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

今天的敦煌依然被白晃晃的沙漠围拢着，承天接地的沙粒静静潜伏在苍茫大地，仿佛成千上万默默行走在朝圣路上的圣徒：沉默、虔诚，无悲无喜，坚持不懈地匍匐在西行路上。

记得高一时读到余秋雨的《道士塔》，想到敦煌，想到莫高窟，心中总是有放不下的沉重。我印象中的王圆箓，应该属于那种不齿于人类的奸佞小人。不曾想到，浑身涂满泥巴的塔身深陷处，镌刻在那方虽然有两道细细裂纹，却文字清晰的墓碑上的《太清宮大方丈道会司王师法真墓志》，竟将王圆箓描写成一位不仅修行上功德，而且对敦煌莫高窟立下不朽功劳的功勋！

暂且让我们先撇开莫高窟那片片流失的不说，就在前这几天，在我的家乡河南安阳，曹操墓被发现，尽管目前关于是不是曹操墓还尚存争议，但是有一点是无可争辩的，此墓曾多次被盗。当我看着网上的新闻图片，看着考古学家把那些盗墓分子舍弃掉的文物一点一点地修复的时候，我好恨。眼前的寒酸抵不过无奈的心酸。

2007年，还是在古都安阳，吴文俊老人去世了。如果不是那举世闻名的司母戊鼎，吴文俊老人的去世本不该有这么大的动静。然而，1937年日军到达安阳之后，觊觎大鼎的贪婪眼神一直没有松懈。而冒着生命危险保护大鼎的不是当时，不是忙于战争的军官，而是一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很少有人知道，如今安坐与北京的国宝当时竟是在老人的牛棚后躲过了这一劫。

翻开厚重的近代史课本，似乎文化总是被放在那些条约、运动的背后，在某个不起眼的角落用小字形影孤单地写着几句。除了圆明园的浩劫让人不得不提，似乎我们从来没有给过那些遗失的文化多一些的关注。想来觉得颇为讽刺，古代史的文化却是整本书的重点，老师告诉我们，每张图片，每个小字，都可能成为高考题。可悲的是，无意间上网查找顾恺之的《女史箴图》时才发现，那样的绝世珍宝，已经在大英博物馆里静静地躺了一个多世纪。

也许你会说，百年的屈辱史，让这个民族满目疮痍，不要说几件文物，连一方沃土都难以保住，甚至狠狠地说一句，如果几件文物可以停止列强进攻的铁蹄，慈禧太后也许会殷勤地交出列祖列宗的宝贝，然后在一个艳阳高照的好日子去列祖列宗灵位前上几炷高香，平复自己内心的不安。甚至再不情愿地说，那些文物即使留在中国也会成为炮火中的滚滚浓烟吧。

风雨飘摇的清终于在一片炮火之中被推翻。我们满怀希望的问惶惶终日的国人，总该有人觉醒了吧？曾经被遗忘的文明应该有人会拾起来瞅上几眼了吧。覆满尘土的经书、字画也许也像我一样在阴暗的角落里默默祈望。不可否认，在1915年前后，中国是冒出了几个读书人，1915年，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第二年、1916年，改名为《新青年》，但是这却成了当时先进的文化人系统检讨

传统文化、批判旧传统、提倡新文化的大本营。当然，我们可以理解，晚清大故迭起、亡国灭种的危险摆在每个中国人的面前，当时先进的中国人把保国、保教、保种放在第一位，根本来不及系统探讨中国打败仗的文化原因。

与此同时，章士钊在日本创办《甲寅杂志》，鼓吹现代政治思想。1917年十月成功，又有了新的推动力。同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聘请陈独秀担任文科学长，不久胡适也应蔡先生之邀到北大任教。1917年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的《文学论》，相继在《新青年》发表，大力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提倡新道德、反对旧礼教，新文化运动轰轰烈烈开展起来。他们的方法之一，就是以西方文化作为参照系，来检讨、反思、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他们对传统的检讨，是无所顾及的；他们的反思，是不怕揭丑的；他们的批判，是不留情面的。后来学术界总结文化运动的精神，历史学者和思想史学者一致认为，文化运动带有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封建的性质，这样评价确实符合当时的历史真实。而且精英们在批判传统的时候，为了矫枉，不惜过正。原来不是讲中国传统文化历史悠久吗？现在则讲尧、舜、禹根本没有其人、“禹不过是一条虫”。家庭和家族不是传统文化型态的核心吗？现在说“家庭是万恶之源”。儒家思想不是传统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吗？现在说儒家思想是最要不得的思想，应该“孔家店”。本来用文言取代白话，已经是重大的文学的举施了，但还是有人（钱玄同）提出应该废掉中国文字。尽管蔡元培说，这是用石板条压驼背的办法，其向传统挑战的态度也是够激烈够激进的了。

细细想来，这样的情景其实很值得玩味，斯坦因、伯希、吉川小一郎、华尔纳这些中国人眼中的文化暴徒和骗子西方人眼中的学者，不远千里、漂洋过海，迈过茫茫大漠正如余秋雨写道：“没有任何关卡，没有任何手续，外国人直接走到了那个洞窟跟前。洞窟砌了一道砖、上了一把锁，钥匙挂在了王道士的裤腰带上。外国人未免有点遗憾，他们万里冲刺的最后一站，没有遇到森严的文物保护官邸，没有碰见冷漠的博物馆馆长，甚至没有遇到看守和门卫，一切的一切，竟是这个肮脏的王道士。他们只得幽默地耸耸肩。”与此同时，中国的知识分子却在大力倡导着西方文化，埋葬了千年的文明，是不是像我一样，心生了几丝绝望？

现在再回到开头说的莫高窟和王道士，说句良心话，把那历史的罪恶让一个衣衫褴褛的道士去承担，未免太苛刻了。从1900年发现藏经洞，到1907年斯坦因第一次来到敦煌攫走第一批经卷文物的七年间，王道士从来没有放弃过保护藏经洞文物的努力。他形单影只，奔走呼吁，苦苦求助，换来的却是养尊处优的官吏的冷眼，以及官府遥遥无期的空头许诺。我猜想，当王道士骑头干瘦毛驴，顶着凌厉的大漠风沙来往于酒泉、敦煌之间，请求当权者保护藏经洞的乞求一次次落空后，内心一定充满了越来越巨大的悲哀、失望和绝望。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的冷漠，朝廷的熟视无睹，修缮莫高窟经费的捉襟见肘，最终使王道士内心燃烧的宗教情绪一天天幻灭，也迫使他保护藏经洞经卷的热情一点一点地消减、退潮，甚至走向毁灭。当王道士所有努力付诸东流的时候，历史终于将一位原本还有自己宗教理想和追求的普通道士，逼到了风口浪尖上。于是，者、千古罪人、奸佞小人这些与人格和人品相关的诟骂，伴随着与斯坦因肮脏交易开始，成了王道士后半生无法洗刷的孽债。就连当年在北京大学工作，后来成为著名陶瓷专家的故宫博物院研究院研究员陈万里行。面对强盗明目张胆的抢掠，这位曾和钱玄同、胡适一起供过事的大文人，也只能眼睁睁看着明火执仗地抢夺，说不出一个不字。

我们又拿什么去要求一个读书不多，苦心经营莫高窟的穷苦道士？ 也罢，我们无法再去要求一个时代给我们多少回答，历史的追问也许只能得到空谷回音的空响。在经历了不知多少次的林弹雨后，一个古老的民族得到了少有的几天宁日，这让文化工作者多少有了一丝欣慰。但是百花齐放不久，等待他们的是一场突如其来的文化风暴和历史浩劫。的十年，让所有文化工作者始料未及。在我们的耳边诉说了两千多年的孔夫子无法想象更无法理解当时那些人的疯狂，他苦心教化的一个泱泱大国，最后落得坟墓被铲平，挖掘 “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的大碑被砸得粉碎!庙碑被砸碎的下场，就连孔庙中的泥胎塑像也被捣毁。孔子的七十六代孙令贻的坟墓被掘开。

文化的伤痕，不仅仅属于历史，属于文化人，还属于一个民族。时至今日，仍然隐隐作痛。

曾经读到冯骥才老师的一篇文章叫《塞纳河边的中国文物》，在法国巴黎的文物贩子手里，经常会看到珍贵的中国文物，你也许第一反应是骂当时的英法联军，可是我们错了，很多文物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后才出土的。在文章的末尾，冯老痛心地说，：“这个世纪头二十年我们埋怨洋人，后二十年我们能怨谁？”

圆明园的兔首也罢，东京博物馆里的也罢，对于历史的问题，我们常常为力。其实，可怕的不是流失掉的几件历史文物，而是我们的后人没有了历史感和民族感，可怕的是我们的主流教育对文化教育的少的可怜。我倒恨不得呼吁，多在试卷上出点关于文化的试题，是不是可以更多地唤醒大家的意识呢？

就在今年，季羡林老人走了，然而季老收藏了一辈子，最终捐给北大的文物却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先是秘书偷卖，又是遭窃。曾经的红衣少年，如今的白发老者，再也无力去追究这些纷争，静静地走了。

然而，文物始终只是一个历史符号，丢失了文物，我们也许只是苦于心头的历史情怀无处凭吊，可是如果失去了历史情怀，即便是有满屋子的文物，与那些文化骗子又有何两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