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日本新兴宗教及其在社会变迁中的应对

论日本新兴宗教及其在社会变迁中的应对

作者：张大柘

新兴宗教的迅速发展，是当今世界宗教领域的新动向、新特点。日本是世界新兴宗教运动的主要发源地之一，其发展之快、数量之多、人员之众、影响之广、活跃程度之高，都是首屈一指的。迄今，日本新兴宗教已经受了百余年的历史洗礼，其理念、信条、活动以及宗教信息直接进入社会生活，成为日本当代宗教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国际性的宗教事务中凸现出愈来愈引人瞩目的作用。 日本新兴宗教，概指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后半叶，即德川幕府末期至二战后创建发展起来的教团，可基本梳理为佛教、神道教、教以及于三教之外的“诸教”四大体系。其共性在于：产生并活跃于社会转型的变动时期；植根于社会的中下层群众；适应了特殊时代大众在思想、心理和精神上的需求；不同程度地脱离了传统宗教的常轨，追求教义和仪礼的创新。

社会是宗教发生的基础，是宗教的载体。日本新兴宗教产生的根源也存在于外部的社会环境，其酿成与萌生、发展与演变，都和日本近现代进程的每一时期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带有深刻的时代印记。如果以1945年日本战败为分水岭，前期，近代天皇制的政治性干预是制约新兴宗教消长的第一要素；战后，社会的经济状况、人们的价值取向与精神欲求则上升为左右新兴宗教兴衰的要因。

本文拟分五个时期，简论新兴宗教与日本社会变迁的应对与调适。 一、幕末维新时期的孕育与生成

幕末维新期是新兴宗教的草创期，正值日本从封建社会向近代资本主义过渡、旧崩溃和新初成的重要转型期，所伴生的社会动荡与分化是新兴宗教萌生的温床。

首先，德川幕府的社会运行决定了新兴宗教的始发地在农村，农民是支撑新兴宗教的主体。在森严的等级身份制度的统治下，处在社会底层的农民被剥夺了做人的权利。他们被禁锢在土地上，没有迁徙的自由，没有足够的食粮，不得享用烟酒糖茶，不得居住超出身份的房屋，而只能以租佃为生，交纳高额的实物地租，承担沉重的赋税和残酷的劳役。对幕府而言，农民等同牛马，只是生产粮食和交纳年贡的“纳税机器”。加之，幕末歉收饥馑的频生，几乎把农民逼到了绝境。

明治维新以后，政治权力从幕府向天皇移让，确立了天皇主宰的君主立宪制。但政权的更迭并没有改变农民积弱积贫的悲惨境况。强行推行的以牺牲广大国民利益为代价的资本原始积累，使农民首当其冲地成为最大的受害者，摆在他们面前的依然是贫困和破产。经济地位的低下、不堪的重负，迫使农民不得不为自己的生存权利而斗争。然而，无数次抗争失败的残酷现实，使之陷入了无所适从和无奈的境地。在空旷无助心态的驱使下，最终被人难以自救、必须求助绝对存在的补充与支持的宗教观所折服，为各种新兴宗教得以在农村传播提供了心理基础和人员储备。就是说，幕末维新期特有的社会躁动以及农民迫切要求建立生活规范的内在愿望，是酿成新兴宗教的重要前提。

其次，国家基本宗教的演变，框定了新兴宗教的生成形态。宗教不仅是一种意识形态，也是一种由相同信仰者聚集而成的社会力量。它既可能凝聚人心，稳定社会，也可以起到完全相反的作用。因而对于统治集团来说，如何把握、规定宗教的社会定式，便成为一个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