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鲁番出土唐代丝织品及研究述略

来源：花图问答

吐鲁番学研究2018年第1期

吐鲁番出土唐代丝织品及研究述略

赵凌飞

摘要

吐鲁番地区特别是阿斯塔那和哈拉和卓墓葬群出土的唐代丝织品数量多，且品种丰富，

这些实物为唐代丝织品的研究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目前学界虽已取得较多成果，但仍有余地，如从丝织品消费的角度去探析吐鲁番地区的丝织品与唐代中原地区的丝织品消费结构、消费艺术、消费思想、消费文化、消费方式等方面的互相关系与影响则大有可拓展空间。关键字出土丝织品唐代吐鲁番消费视角

唐代丝织品的考古成果丰硕，自陕西的扶风法门寺出土唐代皇室用丝绸珍品起,到甘肃敦煌藏经洞的巨大发现，以及新疆若羌、和田、盐湖、拜城、巴楚、喀什、特别是吐鲁番的阿斯塔那墓区,青海都兰吐蕃墓,塔吉克的穆格山城堡,北高加索的莫谢瓦亚、巴勒卡和哈萨乌特墓葬区,乃至波兰的什切青和瑞典的比尔卡,均有中国唐代丝绸的发现。迄今为止,唐代织物主要出土于甘肃敦煌、新疆吐鲁番、巴楚三处,其中以吐鲁番发现的丝织物最为重要，学界亦对其进行了诸多研究，成果斐然。今不揣浅陋，对目前学界关于吐鲁番地区唐代丝织品的考古发掘及研究择要进行梳理，并尝试窥探其研究的不足及可拓展空间。

一、吐鲁番出土唐代丝织品概要

吐鲁番出土唐代丝织品的区域主要集中在阿斯塔那和哈拉和卓两处的墓葬群中,其中不少丝织物被斯坦因、橘瑞超等人携至国外。1959年始,该墓葬开始由新疆考古队发掘,出土了大量丝织品,但最为丰富的是北朝、隋、初唐和盛唐的织物，出土量数以千计，大部分现藏新疆博物馆吐鲁番地区文官所①。

阿斯塔那和哈拉和卓墓葬群的大规模发掘可分为几个阶段：

①新疆博物馆：《吐鲁番县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清理简报》，《文物》1972年第1期；新疆博物馆：《吐鲁番县阿斯塔那-哈拉

和卓古墓群清理简报》，《文物》1973年第10期；新疆博物馆：《1973年吐鲁番县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清理简报》，《文物》1975年第7期；新疆博物馆：《吐鲁番县阿斯塔那第二次发掘（1959-1960年）简报》，《新疆文物》2000年第3、4期合刊；新疆博物馆：《吐鲁番县阿斯塔那第三次发掘（1960年）简报》，《新疆文物》2000年第3、4期合刊；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吐鲁番县阿斯塔那第十次发掘（1972-1973年）简报》，《新疆文物》2000年第3、4期合刊；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吐鲁番县阿斯塔那第十一次发掘（1973年）简报》，《新疆文物》2000年第3、4期合刊。

第一阶段（1959-1962年）该地区墓葬发现的唐代丝织物有织锦、锦绮、缣绢、纹罗、染缬、刺绣六大类。①《织绣》一书对此进行了重要整理。②1959年10-11月新疆博物馆东疆文物工作组在六个墓葬里获得一批4-7世纪的丝织品，有朱红色绫地妃色规矩纹锦、对马纹锦、素绢外套、对兽对鸟纹绮、双兽对鸟纹锦、树纹锦、绛地丝鞋、鸟兽树木纹锦等。③另四十座墓葬的随葬品中,发现有伏羲女娲像的绢画约二三十幅之多。其中有唐高宗永徽四年（653年）、龙朔三年（663年）的作品。④吐鲁番考古工作的第二个阶段（1963-1965年）共发掘了五十六座墓葬,其中出土的唐代丝织品有对鸟吉字锦、红地宝相花纹锦、杏黄色绮、印花绢、彩绘绢等。第三个阶段（1966-1969年）中，由新疆博物馆对吐鲁番地区的四次发掘整理到标本46件,其中大部分为唐代织物。这一阶段发掘的标本中有一些新品种出现，如彩条纹锦、黄纱地花树对鸟纹缬、绛纱地柿蒂纹缬等染缬织物。第四个阶段（70年代以后）,团花纹锦、宝相花纹锦、彩绘纱及狩猎纹印花绢等唐代丝织品均有发现。另外,在张雄夫妇合葬墓中还发现了双面锦和缂丝。1975年哈拉和卓墓出土了联珠戴胜鹿纹锦两件、双人侍坛锦覆面一件以及各色彩绢、纱等。⑤另外，六七十年代在距吐鲁番不远处的盐湖唐墓中还出土了几件唐代的丝织物,有银红地宝相花纹锦、烟色暗花绸、蓝色染缬绢等。⑥

除了以上几个阶段较大规模的发掘之外，零星出土的唐代丝织品亦有不少。1966年在清理360号墓,出土唐代纸鞋一只，其表面裱糊一层素绢，从这只纸鞋还拆出文书12片(66TAM360:3-1至3-12)。⑦1972年从187号墓出土了绢画《弈棋仕女图》和《树下美人图》。1973年230号墓出土的绢画《舞伎图》，同墓出土了武则天长安三年(703年)墓志。⑧1975年春,新疆博物馆考古队发掘了分布在哈拉和卓水库内的古墓五十一座,编号为75TKM55-TKM105。出土丝织品有彩色绢、伏羲女娲绢画、联珠戴胜鹿纹锦复面、双人侍坛锦复面、各色彩绢、纱、绞(绮)等，另有大联珠戴胜鹿纹锦复面(75TKM71:15),为常见的唐代锦。⑨1976年在盛唐墓葬（363号墓）出土了白绢被单、联珠对鸭纹锦遮胸、铅眼罩（沿铅片上下边缘镶有1厘米宽白绢）。⑩1986年9月中旬,发掘墓葬8座,编号

􀁓􀁉

86TAM384-391,丝织品共12件,有伏羲女祸像、绢衣、绢袜等。􀃊2004年3月从9座唐代西州时期

(公元640-795年)的墓葬（M392-M400）中出土有淡黄色绢衣、深红色绢衣、淡黄色绢裤、覆面、绢制

􀁔􀁉服饰、绿色绢布、伏羲女娲绢画、淡黄色绢布衣和深红色绢裤等。􀃊2006年挖掘古墓5座，编号

06TAM601-06TAM605。经鉴定06TAM601、06TAM602和06TAM604均属于唐西州时期墓葬，出土有白

①武敏：《新疆出土汉—唐丝织品初探》《,文物》1962年第7期。②武敏：《织绣》，台湾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92年。

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北区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60年第6期。④冯华：《记新疆新发现绢画伏羲女娲像》，《文物》1962年第Z2期。⑤赵丰、金琳：《纺织考古》，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101-104页。⑥王炳华：《盐湖古墓》，《文物》1973年第10期。

⑦柳洪亮：《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360号墓出土文书》，《考古》1991年第1期。⑨穆舜英：《吐鲁番哈喇和卓古墓群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第6期。

⑧阿迪力·阿布力孜：《阿斯塔那的唐风遗韵》，《新疆日版（汉）》2010年1月27日第009版。⑩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363号墓出土文书》，《文物》1972年第2期。􀁓吐鲁番地区文管所：􀁉􀃊《1986年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发掘简报》，《文物》1992年第2期。􀁔吐鲁番学研究院：􀁉􀃊《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地西区2004年发掘简报》，《文物》2014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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绢草包、鸡鸣枕、绢衣、绢裤、罗纹裤、绢帽、覆面、银眼罩、紫色翘头绢鞋、红色绢袜等。①

从以上考古发掘报告中可以看出，吐鲁番墓葬群中所发现的唐代丝织品数量较多，且种类各异，有绢、纱、锦、绫、绸、绮、缂丝、染缬、刺绣等，丝织产品有鸡鸣枕、绢衣、绢裤、绢鞋、绢帽、白绢被单、覆面、银眼罩、纹锦遮胸、绢画等。以上出土丝织品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唐代吐鲁番地区的丝织品生产及消费情形。

二、吐鲁番出土唐代丝织品的研究进展

吐鲁番出土的唐代丝织品实物不仅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唐代丝织品的生产、工艺等方面的研究，同时亦有利于研究者以小见大，以丝织品为视角进一步探讨唐代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发展样态。

（一）唐代丝织技艺及生产发展研究。

夏鼐先生②和竺敏先生③都以考古发现的丝绸实物为依据,从织物的分类、织造技术及图案特征等方面较早做了深入的探讨。蒋猷龙结合出土丝织品重点论述了隋、唐技艺水平较高的锦、绫、染缬、绮等丝织品的工艺特点。④武敏不仅对唐代所用染料进行了研究，而且在印花织物中发现了碱剂印花产品。⑤另文还探讨了唐代夹缬的各种技术。⑥唐长孺对丝织手工业技术在西北各地的传播做了具体探讨，认为唐代西州仍有较普遍的蚕桑养殖和较发达的纺织工业。⑦宋伟将出土隋唐部分丝织品归纳整理为锦、绮以及经过染缬的绢、纱等种类。⑧杨希义从五个方面详细论述中唐以后丝绸织染手工业技术发展的概况。⑨李媛通过对一双1972年出土的唐代白色绢袜进行修复，较为完整地展示了纺织品文物修复技术和过程，并结合其他考古发掘对唐代绢袜的名称、形制、织造技术等进行了考察。⑩陈良文对吐鲁番产不产丝的问题进行辩证，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吐鲁番地

􀁓􀁉区的蚕桑丝织业的发展状况。􀃊孔祥星结合出土的唐代丝织品的特点，分析了吐鲁番丝织品和内

①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考古部、吐鲁番地区文物局阿斯塔那文物管理所：《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西区考古发掘报

告》，《考古与文物》2016年第5期。

②夏鼐：《新疆新发现的古代丝织品—绮、锦和刺绣》，《考古学报》1963年第1期。③竺敏：《吐鲁番新发现的古代丝绸》，《考古》1972年第2期。

④蒋猷龙：《我国三十年来丝绸出土文物概述（三）》，《浙丝科技》1983年第2期。⑤武敏：《吐鲁番出土丝织物中的唐代印染》，《文物》1973年第10期。⑥武敏：《唐代的夹板印花-夹缬》，《文物》1979年第8期。

华书局，1989年，第388-398页。

⑦唐长孺：《吐鲁番文书中所见丝织手工业技术在西域各地的传播》，《出土文献研究》1985年第1辑，收入唐长孺：《山居存稿》，中⑧宋伟：《浅谈甘肃新疆发现的隋唐丝织品》，《北方文物》1986年第3期。

年第3期。

⑨杨希义：《唐代丝绸染织业概说》，《西北大学学报》1990年第3期；杨希义：《唐代丝绸织染业述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⑩李媛：《唐代白色绢袜修复报告》，《吐鲁番学研究》2014年第1期。

􀁓陈良文：􀁉􀃊《吐鲁番文书中所见的高昌唐西州的蚕桑丝织业》，《敦煌学辑刊》1987年第1期。

地丝织品的密切联系。①王炳华对1972-1973年出土的带有墨书题记的麻布织物进行分析，认为吐鲁番县出土带墨书题记的几件绢、绫，主要来自四川成都平原，反映了这里是唐代重要的丝织业基地。并论述了唐代中原的麻、丝织物，通过军资、赏赐、货币流通等途径，到达新疆地区的具体情形。②乜小红、丁君涛根据出土丝织文献的记载对高昌地区的丝织业发展作了总体论述，认为该地区到了唐西州时期，由于中原丝织品的冲击，最终趋于萎缩。③

（二）唐代丝织艺术及文化交流研究。

王炳华以1959、1960年出土的四十座墓葬的覆面及眼罩为对象，分析和考证其作用和材质。并认为其充分说明了吐鲁番地区在唐代前后与中原的经济联系和文化交流的广泛与深刻。④卢华语将蚕桑生产和丝绸生产联系起来，详细探讨了唐代桑蚕丝绸产地分布及其特点、唐代丝绸特色及其作用等问题，充分展现了唐代丝绸的艺术特色和丰富的传统文化内涵。⑤薄小莹则将联珠纹织物图案分成中国所产的经锦和中亚风格的纬锦两类，并认为两者与波斯地区连珠纹锦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三个织锦系统。⑥李征对1972年发现的三座墓（72TAM187、188、230）中的三幅绢花及丝织品进行了分析，说明了唐代西州的新疆自古以来是我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⑦陈娟娟分析了1968年381号唐代墓葬中两件花色完全相同的花鸟纹斜纹纬锦，认为其是一块色彩富丽，花纹繁复、形式美观大方，内容充满生活情趣的文物精品。⑧武敏对出土的几件隋唐时期代表性的锦织物的组织和纹样特征进行了详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这批织锦的原产地，认为其来自四川，定为“蜀锦”；最后还从“陵阳公样”分析了蜀锦纹样特点；从交通运输、商业贸易看蜀锦贩运西域的可能性。⑨新疆博物馆出土文物展览工作组重点分析了出土织锦、绞缬、蜡缬、锦鞋、锦袜等唐代丝织品的纹样特征。⑩包铭新探讨了新疆阿斯塔那出土的最早一件唐代“方棋花纹双面锦”，认为其纹

􀁓􀁉样图案虽极简单，但却匀称而又活泼，展现了唐代的风格和情趣。􀃊尚刚根据阿斯塔那出土实物和

日本正仓院收藏的传世实物，从工艺美术史的角度论述了六至八世纪中国联珠圈纹织物的发展演

􀁔􀁉变。􀃊达瓦加甫·乌吉玛以考古发掘简报、《织绣》、《丝绸之路-汉唐织物》、《锦上胡风-丝绸之路纺织

品上的西方影响（4-8世纪）》、《新疆出土文物》以及一些研究者的论文为基础，对出土的丝织品纹

①孔祥星：《唐代江南和四川地区丝织业的发展——兼论新疆吐鲁番出土的丝织品》，《唐史研究会论文集》1980年10月。②王炳华：《吐鲁番出土唐代庸调布研究》，《文物》1981年第1期。期。

③乜小红、丁君涛：《古丝绸之路上蚕桑丝织业的兴衰——对吐鲁番出土蚕桑丝织文献的新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2016年第4④王炳华：《复面、眼罩及其他》，《文物》1962年第Z2期。

⑤卢华语：《唐代桑蚕丝绸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

⑥薄小莹：《吐鲁番地区发现的联珠纹织物》，《纪年北京大学考古专业三十周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325-327页。⑦李征：《新疆阿斯塔纳三座唐墓出土珍贵绢画及文书等文物》，《文物》1975年第10期。⑧陈娟娟：《唐代花鸟纹锦》，《历史教学》1984年第2期。⑨武敏：《吐鲁番出土蜀锦的研究》，《文物》1984年第6期。􀁓包铭新：􀁉􀃊《中国古代的双层锦》，《丝绸》1984年第8期。

⑩新疆博物馆出土文物展览工作组：《“丝绸之路”上新发现的汉唐织物》，《文物》1972年第3期。􀁔尚刚：􀁉􀃊《吸收与改造：六至八世纪的中国联珠圈纹织物与其启示》，《创意设计源》200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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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特征做分析，认为其代表着人们的信仰和审美情趣，并在相互影响和交融中发展变化。①闫文君以出土晋唐时期六种丝履为研究对象，从造型、质地、组织、色彩、纹样进行了比较研究，发现丝履的织造手法和风格沿着“丝绸之路”从中原传到了西域，又与西域本地文化相交融，形成了西域独有的丝绸特色。②

（三）唐代丝织品消费与社会生活研究。

武伯纶对出土文书中记录的复面进行了考证和辨析，认为唐代复面已经较为普遍，且并无关德行。③尚衍斌结合吐鲁番出土的绢花、壁画、俑等考古材料，对西域服饰做了详细考证，其中涉及唐代帔帛、半臂、胡服等丝织品的论述。④武敏以出土丝织品为中心，对唐代（主要是初唐至盛唐）妇女时样服装、时装款式、出土女装面料进行详细介绍，认为唐代妇女时装的发展反映了唐代社会审美观念的转变和妇女思想的开放，冲破传统，接受新事物的勇气。⑤张勤通过发掘简报与新出版的考古报告,从社会、经济、文化角度,揭示了唐代丝织品消费及文化对于吐鲁番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和艺术等方面的巨大影响。⑥阿迪力·阿布力孜结合吐鲁番阿斯塔那地区发掘出土的大量与服饰有关的木俑、泥俑、绢画等珍贵文物，分析了唐代西域女子服饰的几种类型，说明了丝织品在唐代西域地区的广泛使用。⑦

（四）唐代丝绸贸易及丝绸之路研究。

赵丰运用大量敦煌吐鲁番文献从社会经济、生产技术、贸易和文化交流等方面，对丝绸之路上的丝绸贸易和文化交流等问题进行了研究。⑧还以敦煌和西州的两份物价表为切入点，分析了唐代西域的绢练与货币兑换。⑨并在此基础上从五个方面详细探讨了丝绸之路上练绢的货币效用及唐政府在经营西域时通过练绢作为货币商品获利的实质。⑩孔祥星对敦煌发现的天宝四年和籴

􀁓􀁉文书与交河郡物价表3097、3045所列丝织品价格进行了比较分析。􀃊宋杰依据吐鲁番文书认为丝

1两(中估)价50文合糜1.66斗；练价每疋合铜钱320文,绵一屯合铜钱160文,低于盛唐时当地的练、绵价格；另外，还考察了锦价和叠花、叠布价，得出和粮价相比,七世纪前期到八世纪中叶当地

􀁔􀁉练价上涨了44%,丝绵为25%。􀃊李征从出土的丝织品分析认为自汉唐以来吐鲁番地区一直是丝绸

①达瓦加甫·乌吉玛：《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出土丝织品纹样特征探讨》，《北方民族考古》2015年第二辑。②闫文君：《新疆阿斯塔娜墓出土的晋唐时期丝履特色分析》，《丝绸》2015年第7期。③武伯纶：《唐代的复面和胡部新声》，《文物》1961年第6期。

④尚衍斌：《唐代西域服饰考略》，《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1期。⑤武敏：《吐鲁番考古资料所见唐代妇女时装》，《西域研究》1992年第1期。⑥张勤：《吐鲁番古墓群出土纺织品探》，《文博》2003年第3期。⑧赵丰：《唐代丝绸与丝绸之路》，三秦出版社，1992年。

⑦阿迪力·阿布力孜：《绚丽多彩的唐代西域女子服饰》，《中国文物报》2005年3月2日005版。⑨赵丰：《唐代西域的练价与货币兑换比率》，《历史研究》1993年第6期。

2004年11月。

⑩赵丰：《经营西域丝路的经济利益-敦煌和吐鲁番出土两份丝绸物价表的比较研究》，《常书鸿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文集》􀁓孔祥星：􀁉􀃊《唐代“丝绸之路”上的纺织品贸易中心西州-吐鲁番文书研究》，《文物》1982年第4期。

􀁔宋杰：􀁉􀃊《吐鲁番文书所反映的高昌物价与货币问题》，《北京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2期。

之路上的一个重要地点。且与中原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上都有一致性。①陈国灿结合吐鲁番文书，对唐西州地区的丝织品、马匹等交易进行了分析。②张荫才根据1964年吐鲁番阿斯塔那左憧熹墓(编号64TAM4)出土的八件唐代文书，分析了唐代绢练的商品和货币价格属性，揭示了唐代阶级压迫的实态。③姜伯勤通过对隋唐时期丝绸之路上的东西文化交流分五个方面进行了新的构架和研究。④张爽以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有关5-7世纪高昌地区马匹价钱、使用、买卖等记载，对高昌地区马匹与丝绸贸易的关系进行了分析。⑤

另外，阿斯塔那墓出土的衣物疏中亦大量记载了唐代随葬丝织品的相关情况，为研究唐代丝

⑥织品消费提供了大量的考古证据。《吐鲁番出土“随葬衣物疏”研究述论》一文对此项研究情形作

了较为详细的介绍，故此不再赘述。

三、吐鲁番出土唐代丝织品及研究的贡献与可拓展空间

从发掘报告中可以看出，吐鲁番地区特别是阿斯塔那和哈拉和卓墓葬群出土的唐代丝织品数量多，且品种丰富，这些实物为唐代丝织品的研究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另外，研究者们利用这些出土实物及文书对唐代丝织品等相关问题进行的研究，亦成果丰硕，主要集中于以下几点：

第一，各类发掘报告详细记录了唐代出土丝织品的数量、种类、形制等，不仅真实地展现了唐代吐鲁番地区丝织品的纹样特征，各种丝织物的真实形制，以及丝织品用于地下埋葬的具体情形；而且还给研究者们提供了具体的实物证据，利于我们结合传世文献进行相关应证，甚至弥补或纠正了很多文献记载中的很多不足，从而进一步提高文献资料的准确性和解读的科学性。

第二，吐鲁番出土的除了丝织品实物之外，还有大量的文书资料，这些文书无疑为唐代丝织品及其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互相关系与影响提供了重要的补充和佐证。如由著名历史学家唐长孺主编的十卷本《吐鲁番出土文书》（释文本）和四卷本《吐鲁番出土文书》（图录本）的问世，其中就涉及大量与唐代丝织品相关的衣物帐碑文、衣物疏、以及各类表、牒、契约等，这些文书资料亦是除实物丝织品之外，又一重要的间接记录丝织品相关情况的实物资料。

第三，由以上论述可知，目前学术界对于吐鲁番出土唐代丝织品及相关文书进行了较多研究，涉及唐代丝织品生产、工艺、文化等诸多内容，另外以丝织品为视角，结合其他传世文献对唐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对外交流等方面的研究亦有不少。其中亦涉及当前研究热门如丝绸之路、中外文化等研究。尤其对于吐鲁番地区及所在西域地区的唐代丝织品生产发展、工艺等方面的研究较为注重，对于丝织艺术的研究也多有关注。这在很大程度上推进了唐代丝织品及社会生产发展的研究。

①李征：《吐鲁番阿斯塔纳-哈拉和卓古墓发掘简报（1963-1965年）》，《文物》1973年第10期。③张荫才：《吐鲁番阿斯塔那左憧憙墓出土的几件唐代文书》，《文物》1973年第10期。④姜伯勤：《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文物出版社，1994年。

②陈国灿：《唐西州在丝绸之路上的地位和作用》，《唐史论丛》第９辑，三秦出版社，2007年，第137-151页。

⑤张爽：《5-7世纪高昌地区的马匹与丝绸贸易——以吐鲁番出土文书为中心》，《北方论丛》2014年第3期。⑥赵凌飞：《吐鲁番出土“随葬衣物疏”研究述论》，《中国经济史评论》201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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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吐鲁番出土的丝织品实物及相关文书非常丰富，学界对其研究也取得了较大进展，但在某些方面的研究上仍有余地，具体如下：

其一，吐鲁番出土的唐代丝织品之所以数量多，保存较好，主要是因为当地的自然条件利于丝织品的长期保存，但自出土之后，由于墓葬环境与外界环境的差异性，造成了许多丝织品的受损，因此，如何对出土实物进行更加有效保护，这是一个值得学界重点关注的问题。另外，在研究丝织品时，对于那些保存不完整的丝织品的材质、性能等方面的特质需要结合自然科学的方法进行研究，而对于大多社科类研究者而言，在实验室从事类似的研究显然缺乏优势，因此，如何打破学科界限、突破研究瓶颈，将自然科学技术与社科研究方法结合起来，达到相互补充和促进的功效，亦是有待研究者们不断努力的。

其二，目前很多研究者在研究出土丝织品和文书时，往往更多注重整理和考证研究，注重与传世文献的互相应证，而对于丝织品本身所体现出的时代特性及在唐代社会生活等各方面的地位和影响注意不够。丝织品是唐代非常重要的消费品，吐鲁番地区在唐代属于边陲之地，而吐鲁番出土的丝织品实物中，无不体现了唐代中原文化的印记，但又有别于中原地区，这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研究视角。从丝织品消费的角度去探析吐鲁番地区的丝织品与唐代中原地区的丝织品消费结构、消费艺术、消费思想、消费文化、消费方式等方面的互相关系与影响则大有可拓展空间。另外，对于从消费的角度去探讨唐代丝绸之路上的各民族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互动关系亦是一个很有价值的选题。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文学院）

TangDynasty’sSilksUnearthedinTurpanandtheir

Researches

ZhaoLingfeiAbstract:NumerousanddiversifiedTangDynasty’ssilksunearthedinTurpan,especiallyinAstana-HallaHezhuoancienttombs,whichhasmadeagreatcontributiontothestudyoftheTangDynasty’sproved.Forexample,exploringthedifferencesbetweensilksunearthedinTurpanandthatofthecentralplainsoftheTangDynastyinviewofconsumption,andfurtherresearchescanbemadeintheaspectsofterns.

silks.Theacademiccirclehasachievedabundantoutcomessofar,butthereisstillmuchroomtobeim⁃

consumptionstructure,artconsumption,consumptionthought,consumptioncultureandconsumptionpat⁃Keywords:unearthedsilks,TheTangDynasty,TheTurpan,consumptionpersp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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