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仪式与文化传播_文化人类学视域中的电视研究

———文化人类学视域中的电视研究

■　张兵娟

【内容摘要】　仪式作为人类历史长河中最古老、最普遍的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既是社会文化人类学的重要研究领域,也成为传播学所关注的对象。尤其在全球化语境下,一种以电视为代表的“媒介仪式”,在构筑“认同的空间”,提供“认同的力量”方面显得尤为重要。因此本文试图通过对“拜祖大典”、“中国记忆”、“回归”等媒介仪式的考察,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探讨“媒介仪式”与文化传播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　媒介仪式;文化认同;传播;文化人类学　　仪式作为最能体现人类本质特征的行为方式与象征实践,在人类社会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因此仪式既是社会文化人类学的重要研究领域,也成为传播学所关注的对象。因为传播本质上也是基于符号与主体互动、沟通所产生的一种社会仪式和文化仪式。在人类学看来,“仪式是一种文化建构起来的象征交流的系统。它由一系列模式和序列化的言语和行为组成,往往是借助多重媒介表现出来,其内容和排列特征在不同程度上表现出礼仪性的(习俗),具有立体的

①特性(刚性),凝聚的(熔和)和累赘的(重复)特征”。仪式

其近年来各地的“祭祖”、“拜祖”仪式活动不断升温,各种带有宗教色彩的活动也在不断举行。从2004年陕西清明节的“黄帝祭陵”到2006年4月在浙江舟山召开的“首届世界宗教论坛大会”;再到2006年山东举办的“祭孔”活动,以及2006、2007年河南省隆重举办的“拜祖大典”。这些仪式除具有规模巨大、参与人数众多、级别规格较高之外,还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通过电视媒介的广泛介入及传播,用传统的宗教仪式凝聚人心,提供认同,增进凝聚力和向心力,将宗教信仰转化为民族———国家象征符号使之合法化、权威化以服务于经济目的和政治治理,从而既体现了新形势下国家与民族传统的融合,更达到了社会与文化、传播与仪式互动的媒介效果。

在河南连续两年举办的“拜祖大典”上,通过各种象征形式的表演及考古学、民俗学、历史学和精心制作的电视短片的展示,以及海内外电视卫星同步直播,从而使“拜祖大典”变成了一场声势浩大、令人瞩目的“媒介仪式”,成为“一次全球华人瞩目的拜祖大典,一次56个民族团聚中原的兴邦盛典;一次盛世中国寻根访祖的和谐国典”。当“媒介仪式”通过“轩辕黄帝”这样声像俱全的象征符号而获得文化意义时,它同时也为所有通过卫星和电视联结的全球华人提供了一个“认同的空间”,将收看电视直播变为带有宗教色彩的仪式。同时当那优美动听、意境深远的《黄帝颂》,通过电视媒介的传颂放大到我们耳边时,不但重新唤醒了埋藏在人们内心深处对中华民族古老久远而又亲切深邃的情感与记忆,使得亿万华人由此对人文始祖———“轩辕黄帝”产生深深的景仰、爱戴、敬慕之心,更充分感受到了古老的“机械团结”的力量,感

作为集体生活之范式价值的表现,将个人融入共同体中,它是重要的社会整合机制。尤其在前现代,“仪式过程”对个人及社会都至关重要,每个社会、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通过礼仪”及宗教仪式,以达到巩固群体记忆,增进集体情感,加强社会团结,整合社会秩序的重要作用。在现代,以电视为代表的电子媒介,担当起塑造国家集体生活与文化的中心机制,它同样在维系群体情感,凝聚象征力量,建构民族———国家共同体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尤其是那些带有仪式感的各种电视直播节目,通过电视媒介的传播成为一种不折不扣的“媒介仪式”。它的重要作用即在“唤起和重申社会的基本价值并提供共同的关注焦点”,为人们提供一种民族的,有时是世界的‘事件感’,使某些核心价值感或集体记忆

②醒目起来”。在全球化语境下,这种借助“媒介仪式”,构筑

“认同空间”,提供“认同的力量”尤为重要。因此考察“媒介仪式”与文化传播之间的关系,探讨仪式传播在民族身份建构、文化认同中的作用和价值就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拜祖大典:文化认同与身份建构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本民族特有的传统及仪式,在现代化和全球化的进程中,人们总是希冀在民族共同体及本民族的历史与文化中找到民族主义的力量与韧性,建构其文化身份和自我认同。在这种情况下,负载民族文化的“宗教仪式”得以复兴和传播也就得到很好的理解和说明。尤　18

受到了“同根同源　龙族荣光”所带来的归属感、群体感、身份感和亲近感。无疑,在文化意义上,“轩辕黄帝”亦已成为中华民族的一个象征符号,成为全球华人感情认同、价值认同的文化标志,成为建构民族自我身份的重要纽带。“炎黄文化”亦成为中华民族进一步走向世界的精神旗帜和中华文明继续发展的力量源泉。同时在此“阈

现代传播双月刊2007年第6期(总第149期)

传播文化　张兵娟:媒介仪式与文化传播　

限”内,人们不由地将所有的目光都聚集在仪式中心,社会最高秩序的统一通过大众传播得到实现。无疑这正是传播的最高境界,也是传播仪式观的核心。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到来,一种新的认同政治的文化全球化不可避免地出现。全球化使人们的认同和那些认同的标志开始发生剧烈的变化,“全球政治开始沿着文化线被重构”。因此,找寻文化认同,建构自己的民族身份在全球化语境下就显得尤为重要。每个民族国家都有自己的文化认同。不论作为国家还是个人,最大的认同以及最根本的认同首先是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所谓民族认同,就是“对构成民族与众不同遗产的价值观、象征物、记忆、神话和传统模式持续复制和重新解释,以及对带着那种模式和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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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的其文化成分的个人身份的持续复制和重新解释”。可

载着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和思想精华,是维系民族国家想象、心理认同和社会团结的重要精神纽带。

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声音、形象和技艺为表现手段,并以身口相传作为文化链而得以延续,是文化及其传统中最脆弱的部分。面对全球化、现代化的冲击,口头无形文化遗产面临濒危状况,如不抢救,会即将消失。因此当一次比一次更大规模的“中国记忆———直播行动”通过“媒介仪式”唤醒刺激我们久远的记忆情感时,我们体会到了一种“文化自觉”。“文化自觉”是费孝通先生1997年在《反思对话　文化自觉》一文中强调的观点。它“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要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它的发展趋势。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

⑥新时代对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无疑文化意识的觉醒和以说,共同体的归属感及文化认同和民族认同,对于目前重振国家自信心的力量具有战略意义。无疑,民族是一切政治力量和文化力量的源泉。民族认同是民族文化通过自我想象和集体记忆而实现的一项重要功能。按照安德森的看法,一个民族国家乃是一个想象的政治共同体。人们需用文化来构筑界线把自己与他人区分开来,通过共享的文化象征符号,如语言、宗教、神话、信仰、价值体系等将人们整合在共同体当中,从而保持民族认同的凝聚性。在这方面电视媒介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一方面电视媒介构成亿万人共享的文化资源

(如各种新闻、电视剧等),为所

自觉,促使每个国家都非常重视强化自己的民族记忆和文化认同,以民族精神来凝聚人民的力量,维护国家存在的合法性。由此,挖掘本土文化的特性,坚守民族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弘扬自己的民族精神,扩大自己的文化影响力,平等参与世界文化交流,成为现代国家重要的选择,这也是现代国家权力的重要体现。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我们民族的记忆遗产,它是民族的文化之根,更是生生不息的活的传统。在一个“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的时代和社会,“传统提供了一个将记忆痕迹整合成一个完整连贯的记忆的稳定框架”。它使人们建立一种随时间推进而恒久不变的状态,也就是将过去与可以预见的将来联系起来的心理依赖和感情依赖。更为重要的是传统为我们提供了“完整性”、“稳定性”和“真实性”,它具有道德和情感的粘合力量。它对个人认同的维持,以及它与更广泛的社会认同的联系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传统是集体记忆的组织中介,是认同的一种载体,也是化解不同价值观和生活方式间的冲突的有效方式。在吉登斯看来,即使是“生活在后传统社会”,“仪式和习惯对社会构架是必不可少的,社会构架赋予传统以完整性,

⑦仪式是使传统得以保存的一种实践方式”。作为一个民族

有人赋予了共同的历史,对调动大众参与国家生活日程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另一方面,电视使人们获得先前只有亲身到场的人才能获得的“准互动”体验,在增进象征意义上的国家的统一,将个人及其家庭与国家核心生活联系起来,赋予受众一个自我和国家的形象方面电视媒介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因而在现代社会,大量仪式被电视创造和“发明”出来,创造仪式也是为了恢复和传承历史,尤其宗教仪式传播既能为那些具有不同政治和社会背景的人,在合法性和历史经验方面提供了竞争的空间,同时也成为动员一切社会力量,用以建构民族文化认同和文化身份的重要象征资源和文化资源。

二、中国记忆:文化自觉与传统复兴

在全球化背景下,人们已越来越意识到广播电视在穿越时空,构筑并维系社会群体、维护文化同一性当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有学者精辟而又形象地将电视称作“民族国家的私生活”。它的作用是“将大众转变成一国人民,将一国人民转变成一个民族”。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技术允许人们有一个‘认同的空间’;不仅仅是重新唤起共同记忆,更确切地说是‘体验冲突和休戚相关性’”。因而,“寻求社会群体感、传统感、身份感和归属感的‘怀旧情愫’的重担就日益落到电子媒介的身上”。的确“集体认同是建立在记忆的

(选择性)之上的,从而特定集团通过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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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道德理想,价值观念以及心态情感的综合,传统文化构成了一个国家的“信仰体系”,并为人们的社会行动提供合法性依据。它对于整合人们的思想观念,形成群体的统一意志,确立集体目标,实施社会动员和达成整体目标起着重要的建构作用。此次的“中国记忆”媒介活动,将久远历史传统和文物考古结合在一起,使得考古资源、历史记忆、文化传统、仪式实践在这一“媒介事件”过程中得以复兴,使得传统得以再造,无疑仪式传播正是国家与民族传统、社会与文化变迁的最新体现。

三、回归:仪式政治与象征秩序

按照传播学家丹尼尔・戴扬及伊莱休・卡茨的观点,凡是“那些宣称具有历史意义的、宣扬和解的、颂扬进取精神的以及以崇敬的态度制作、播出的电影和电视节目”,都可称作是“媒介事件”。它与日常新闻事件的不同之处在于“日常新闻事件必然以冲突为主题,媒介事件则往往

⑧或纠正冲突、或恢复秩序、或者偶尔推行变革”。同时,

共同历史的记忆来认识自我”。正因为如此,电视台连续两年举办“中国记忆———文化遗产月”电视直播活动,实际上是通过文化再生产传播机制,塑造其特定版本的“中国记忆”,进而塑造其特定的民族认同观。尤其是以民风、民俗、民歌、戏曲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深深凝结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和民族情感,承

“播出的信息不同,效果不同,播出的语调更是相去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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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播文化　张兵娟:媒介仪式与文化传播重大新闻事件讲求偶然性、突发性;重大仪式事件则崇尚秩序及其恢复”。更为重要的是“这些事件以集体的心声

⑨凝聚着社会,唤起人们对社会及其合法权威的忠诚”。无

人类学家认为:“集体仪式是社会整合的一种核心媒介。作为重复举行的、神圣化社会活动,集体仪式的基本

ϖλ󰁠

功能在于给最重要的价值以象征式的肯定。”的确,只要

疑,这也是“仪式政治”最主要的特点,它通过仪式来确立权威的基础,通过仪式来声明自己的身份。从这个角度审视回归的媒介报道,尤其是参加庆祝回归祖国的电视直播报道,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次声势浩大的媒介报道和参与虽然早已是“议程设置”好的新闻事件,但更是一场“媒介事件”和“媒介仪式”,它旨在表现“象征秩序”,意在展示权威“征服”。按照有关学者的分析,媒介事件的素材可以划分为“竞赛”、“征服”和“加冕”。它们分别对应着韦伯的三种权威类型,就是合理性、超凡魅力和传统。如果说“拜祖大典”、“中国记忆”等媒介仪式属于“加冕”,旨在“向社会唤起文化遗产,重申社会和文化的延续,邀请大众的评估”的话,那么,“回归十周年”则代表“超凡魅力模式在政治υλ󰁠

舞台上的爆发”。

存在集体生活,就存在宗教和仪式、神话、庆典和礼仪。现代化改变了社会面貌,但社会关系及其更新所需要的仪式依然存在,只要社会关系没有消失,宗教和仪式就仍然将起作用。因此以电视为代表的“媒介仪式”也仍将在我们现代生活中扮演“世俗宗教”的角色并承担“世俗神话”的功能。

从某种意义上说,电视是当代社会的电子纪念碑和文化中心,它是希尔斯所说的“支配着社会的符号秩序、价值和信仰的中心”,为人们提供了一种举行集体

(媒介)

仪式并使之永久保存的新的形式,从而能够强烈地影响并覆盖今天这样的巨型社会的广大观众,发挥着凝聚社会、融和情感、增进团结、确认秩序、构筑和谐的重要仪式功能。不同于大众媒介的“传输”模式、“注意力”模式和“接受”模式,仪式性的传播模式特指由电视这样声像俱全的电子媒介发起并传播的带有仪式感的媒介事件或媒介活动。它“以共同的理解与情感为基础”,“属于庆祝性的、

ωλ󰁠

享受性的以及装饰性的,而非功利性的”。具有融和功能、

社会秩序是一种经由传播建立起来的秩序,从这个角度看,欢呼回归的庆典并不仅仅是对十年来收回成功的隆重庆祝,它是仪式与象征,通过它证明了身份的合法性、合理性,展示了政治秩序的权威性、正确性,正如那首《始终有你》所唱的,“明艳紫荆风中争胜,找对了路径,花瓣开得繁胜”,它同在讲话中一再强调的“祖国始终是繁荣稳定的坚强后盾”表达的是同一思想,即回归祖国是正确的,“”是成功的,中国有能力有魄力将治理好。尤其在庆祝回归文艺演出晚会上最后同声高唱的《歌唱祖国》,再一次向全世界表达和喻示了“共成长、共理想”,实现振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与期望。可以说,电视作为一种民族文化形式,一种具备“民族化”功能的公共机构发挥着潜在的意识形态效果,它在塑造国家新形象,提升中华民族“软实力”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仪式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透镜,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政治权威、仪式传播与现代民族———国家在新形势下的复杂互动及相互依存关系。

注释:

凝聚功能、强化功能等特点。

仪式、传播、文化密不可分,在美国传播学家凯瑞看来,仪式的传播观把传播看作是创造、修改和转变一个共享文化的过程。因而“传播的起源及最高境界,并不是指智力信息的传递,而是建构并维系一个有秩序、有意义、

ξλ󰁠能够用来支配和容纳人类行为的文化世界”。可以说仪式

传播就是文化传播,因为它们都是“一种行为方式———或更准确地说,是一种互动———它不仅仅是再现或描述,事

ψλ󰁠实上它是对世界的塑型与建构”。因此“研究传播就是为

了考察各种有意义的符号形态被创造、理解和使用这一实

ζλ󰁠实在在的社会过程”。通过对各种符号系统的建构来探讨

新形势下的传播形态,文化、仪式与社会秩序的关系,它们的历史转型和功能,它们在创造民族文化、增进民族共同体中的作用,无疑将是一个很有现实意义的传播学课题。

①　[英]菲奥纳・鲍伊著:《宗教人类学》,金泽、何其敏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78页。

②⑧⑨υλ󰁠　[美]丹尼尔・戴扬、伊莱休・卡茨著:《媒介事件》,麻争旗译,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14页、10页、

235页。

ϖλ󰁠　[美]米切尔・舒德生著:《文化和民族的整合》,载[美]戴安娜・克兰主编:《文化社会学》,王小章、郑震译,南京大学出版

社2006年版,第28页。

ξψζλ󰁠λ󰁠λ󰁠　[美]詹姆斯・W・凯瑞著:《作为文化的传播》,丁未译,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第7页、62页、16页。

③　[英]安东尼・D・史密斯著:《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叶红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版,第187页。④⑤　[英]戴维・莫利、凯文・罗宾斯著:《认同的空间———全球媒介、电子世界景观与文化边界》,司艳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

年版,第90页、61页。

⑥　费孝通:《反思对话　文化自觉》,载《论人类学与文化自觉》,华夏出版社2004年版,第155页。

⑦　[英]安东尼・吉登斯著:《生活在后传统社会》,周红云等译,载《为社会学辩护》,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7页。⑧　[荷兰]丹尼斯・麦奎尔著:《麦奎尔大众传播理论》,崔保国、李琨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7页。

(作者系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博士后)

【责任编辑:张国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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