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1927年大革命失败（详见本人之后发布的《北伐》系列），国共分裂，左翼的国民党元老，黄埔军校创始人邓演达被迫离开武汉，化装成铁路工人经京汉路转陇海路，从西北到达莫斯科。
邓演达住莫斯科时，中共旅俄支部曾派员与邓演达晤谈，意在说服邓参加共产党，但他却另有打算。
1921年6月28日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作报告由于中共于1922年7月正式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因而在组织上必须服从共产国际的领导。
事实上，当时中共的重大活动往往都须报经共产国际的同意和批准，共产国际也习惯于直接给中共下命令，在一定程度上共产国际逐渐变为维护苏共和苏联利益的一个工具和平台，只不过在形式上借用了共产国际及其执委会的名义而已。
中国国民党在1926年和1927年2次申请加入共产国际都被拒绝，但共产国际决议通过承认国民党为准共产党。因此，在相当长的时期里莫斯科都将中国国民党看作是“中国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团”，并且对国民党提供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支持和援助，
斯大林与列宁苏共领导人斯大林本人，即使是在蒋介石、汪精卫等大肆屠杀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白色恐怖时期，也仍然对“国民党革命化和民主化”、“跟国民党结盟”抱持幻想。
邓演达的到来，让共产国际有了新的幻想。
在莫斯科，邓演达与共产国际的拉狄克见过面，邓演达强调中国民族革命的特殊性和解决农民问题的必要性，说白了，邓不希望成为共产国际的代理人，会谈自然没有结果，他不久即离开莫斯科去柏林。
邓演达在柏林的时间较长，对德国的一般社会情况作过一些调查研究，也同社会民主党人一再会谈，探讨中国革命和中德两国间的关系问题，彼此意见依然距离很大。
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与时为愤青的希特勒不同，他们对中国不感兴趣，并且有着轻视之意。
邓演达又去伦敦和费边社（二十世纪初英国的一个工人社会主义派别）的几个人见面，意在听取他们对中国革命的看法，并由此了解英国工人运动的经验。
费边社代表人物,英国现实主义戏剧家萧伯纳可是邓演达在英国也碰了壁。
1929年，在上海反对南京统治的国民党人，曾给邓演达写信，请其回国担负组织责任，主持反蒋运动，恢复革命。邓演达亦久有此心。
邓演达认为当时虽处于革命低潮时期，但革命潜力很大，只要领导得好，不难一新革命局面。
季方1930年5月，邓演达踏上归途，返抵上海之初，与季方、郑太朴等租房同住。白天潜伏寓内研究革命问题，起草《政治主张》；晚间则外出联络，商讨国内外形势，筹划建立组织，探究如何开展反蒋活动。
邓演达看来，反蒋不过是中国革命开始的一小部分，同时还要反对帝国主义，扫除列强在华一切特权。首先要唤起民众，实行耕者有其田，并须摧毁封建文化。根据中国社会的特点，在政治上他主张建立“以农工为中心的平民政权”。
邓演达提出：如果我们要建立真正独立自主的国家，就必须彻底反帝。中国革命有帝国主义在，连最低限度的政治独立也将无从说起。
在邓演达看来，推翻蒋介石的统治须从军事上着手。
唐生智反蒋战争从桂系、唐生智、冯玉祥、阎锡山等等都一一失败下去，推其原因，军事上动失机宜，各怀异图是其一端，而最重要的是政治上得不到工农群众的支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