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九五九年的四月，父亲不堪忍受农村老家的困苦，尤其是无论昼夜多么辛勤劳作，却始终无法填饱全家人的肚皮。于是父亲做出了一个关乎他本人乃至全家今后命运的重大决定，象当年前辈闯关东一样，千里迢迢从山东潍坊自流来到宁夏石嘴山，当了一名井下采煤工。同年 九月，父亲把母亲、我和妹妹、大弟弟四人也接到了矿区。 从此，我们一家也就从乡下人变成了城里人。 一九 六零年，我在当时矿区唯一的小学－石嘴山矿务局子弟小学开始了我的小学生涯。 学校的校址起初在现在的文景广场。坐西朝东的两排简易的临时教室。教室后是高出广场地面五六米的高坡，坡上盖了一些同样简易的家属房。教个室门前是一个面积不小的大水坑，坑里坑外稀稀拉拉的长着一些不知名的杂草，大坑周围的地面泛着斑驳的盐碱。
忘了当时开了几个班，大概百八十个孩子吧。学生除了我这样七八岁的孩子，也有十来岁的。不象现在刚入学的孩子，年龄都是齐刷刷的。 此后时间不长，矿区在坡上建的新教室竣工，我们搬了过去。新教室主体是一幢大约百十米长的砖窑洞式的建筑，此后又陆续在西面盖了一些平房。 新校址原来是一片荒地，建校时平掉了不少坟头。有好几次雨后地面塌出个大坑，露出腐朽的棺木。
(二)
我的小学，也就是我的童年，总的说来是快乐的美好的。时至今日，每每“百度”一下记忆的大脑，还觉得美滋滋的，让人难以忘怀。
想当年，同学们在一起学习，在一起玩耍，真的是两小无猜，纯真质朴。心是一片净土，情是一张白纸。 我在小学期间，是老师和同学公认的好学生。各门功课的考试，成绩几乎都在九十分以上。在一年级的时候，我成了学校的第一批少先队员。在入队仪式上，戴上了用烈士鲜血染成的红领巾，举起稚嫩的右手，面对红旗庄严宣誓：“时刻准备着！”时刻准备做共产主义接班人。 从那一刻起，共产主义这个词在我心里深深地扎下了根。在以后的入团、入党宣誓时，其核心词句都是共产主义 。 因为学习好，我年年都被评为“三好学生”和“优秀少先队员”。还当上了中队长、班主席，也就是现在的班长。记得有次和同事调侃，我说我也当过主席，同事认为我吹牛，一副不相信的样子。我解释说是当的小学班主席，他们才恍然大悟。我果然说的是实情。 学生以学为主，只要你学习好，几乎可以一俊遮百丑，老师和同学都能记住你，对你高看一眼。记得五年级的时候，老师出了道作文题“我最敬爱的人”同学夏菊初在作文中写的竟然是我。 一九七六年唐山地震后，我和朋友到北京玩，在熙熙攘攘、人头攒动的崇文门车站，当年的校长徐淑兰竟然认出了我，还邀请我到她家吃了顿饭。
(三)
我读小学时，整个年级四个班，我在二班。全班大概四十多个学生，男生略多于女生。时隔四五十年，好多同学的名字我到现在还记得，并且知道他（她）们的不少故事。 杨丙成是我记忆中最早的同学，还是在现在的文景广场读书的时候。我们都是一矿的子弟，住的也不远，小时我常去他家玩，一块写作业。记得有一次，我见他在教室前的大坑边拉屎，蹲了老半天也拉不出来，我心同感受，知道是因为吃淀粉造成消化不良，大便干燥所致 。 六零年是国家的困难时期，物资馈乏，粮食短缺，国家供应居民的粮食根本不够吃，需要用其它能吃的东西来补充。记得有次我拣了个干莲花菜疙瘩，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那感觉就象今天吃个苹果一样。 当时有个名词叫“瓜菜代”。淀粉就是其中的一种。它是用玉米芯子碾磨成粉，再蒸熟吃的。如此粗糙的东西怎能…
在文革初期“破四旧”的时候，我们既将小学毕业。杨丙成改名叫杨成红。那时，改名是一种时尚，或者说是潮流。我们班的王根长改成了王捍东，刘爱动改成了刘爱东，我也由刘中华改成了刘东。 其它诸如什么文革、红卫、爱国、爱党、反修的名字更是铺天盖地，遍地开花。不光改人名，地名、厂名、商店名、校名都要改。原则是凡是和所谓的“封资修”、历史文化沾边的名字都要改。 石嘴山有座年代很久的桥叫安乐桥，原本很吉详的名字。可造反派认为，我们现在是革命的年代、斗争的年代，怎么能要“安乐”？于是安乐桥改成了红旗桥。 其它的不一枚举。如，石嘴山中学改成了红卫中学，石嘴山剧院改成了东方红剧院。等等…
(四)
我们班四十多个学生中，学习好的和学习差的都是男生，女生则基本处于中间状态。记忆中当时学习好的除了我，还有苑安东，他是学习委员。另一个是孙国忠。我们几个学习好的原因，一方面与天资有关系，记得那时班主任老师给我的期末评语中，总有聪明二字。当然，聪明是一个条件，但要考出好成绩，主要还是要学习刻苦努力。 有句话是这样说的：“学的好不一定考的好，但考的好一定是学的好”。这是一般规律。但万事都有例外，体现在学习上，那就是学的不好，也可以考的好。我们班的蔡忠敏同学就是这样。他上课常常不注意听讲，还老逃课。可每次考试都成绩不错，虽说不是名列前茅，但总是上半截的名次，颇有点“神童”的意味。
那时班里的同学大都是工人子弟，个别的出身于干部家庭，如陈实，他爸是矿务局的总工，据说还在日本留过学。魏巍她爸是二矿的矿长。还有高存民、魏秀云、郭春波等同学的父亲也是干部。当然，这些都是参加工作多年后才知道的，当时还不懂这些，也没有感觉彼此有什么差距，只是觉得他们的家庭条件比我们富裕些。比如，那时我们写作业先是用铅笔，后来用沾笔，墨水则是甲用一种象药片一样的东西泡的，颜色淡且发青。作业本也是正面用了反面用。而那时陈实就用上了钢笔。大概五年级的时候吧，他还送了我一支旧钢笔。 (五)
读五年级的时候，我们班转学来了个女生，叫高软平。她父亲是宁煤地质队的，她从河北老家来。她一到我们班，有两点引起了大家注意。一是大家都注意了，那就是她从老家带来的作业竟然都是用毛笔写的。不象我们，毛笔只是在描红的时候用。
二是我特别注意了，其他人注意不注意我不知道。那就是我觉得她长的特别象电影《白毛女》里的喜儿。她中等个，圆圆的脸，一对大眼睛扑闪着，很亮很好看。
当时我就想，她要能和我坐一个桌就好了。起初她没和我一个桌，但时间不长，老师就把她和我调到一个桌了。真是天遂人愿，她成了我的《同桌的你》。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们相处的很好，桌子中间也不划“三八线”。一直到小学毕业。小学毕业后，我们被分到了不同的中学。从此天各一方，谁也见不到谁，谁也没有联系过谁。
大概分别有两三年后的一天，我们在街里一个商场走了个对头。奇怪的是她看看我，我看看她，双方竟没有说一句话，连个招呼都没打。我清楚地记得，当我们擦身而过后，我忍不住回头看她，巧得是，她也正好回头看我。
是我们长大了，知道“男女授受不亲”了，还是什么…。真不知道当时是一种什么心态。
十七岁那年我正式参加了工作，慢慢地也知道要找对象了。可找谁呢？是脑子里的潜意识作怪，还是鬼使神差，我想到了她－－《同桌的你》
可她在那里？这些年我没有她的一点消息。后来隐隐乎乎听说她在一个什么厂，竟然大着胆子给她写了一封算是情书的信。信发出后，天天盼着她的回音，可结果是泥牛入海，踪迹全无。我的满腔热情，化成了一缕清烟。
若干年后，我才知道，她根本就不在那个厂。而且名子也写的不对，她的名字也在文革中改成了高永红。
没有计划，没有提纲，全凭一时兴趣，竟然一口气写了好几千字。按说时隔好几十年，儿时的人和事即使不随时光推移而消散，也是尘封谷底而难见天日。可说来也怪，这记忆的闸门一经打开，却是汹涌澎湃，一泄而不可收。
脑海里想起了张三，不待梳理清楚，李四又冒了出来。刚还在水下，转眼又到了冰上。虽然支离破碎，咀嚼起来又都挺有意思。
小时候看电影《小兵张嘎》，嘎子上树掏鸟窝，很好玩。我也掏过鸟窝，只是不在树上，而是在房上。 十一、二岁的时候，“小黄河”东边不远有个砖瓦厂，厂院里有许多苫砖坯的草帘子，同时也有成群的麻雀在空中盘旋。麻雀在车间的房顶上、屋檐下做窝。我和玩伴们常去那里掏麻雀窝，多数是嗷嗷待哺的黄口小雀。大雀一般你是逮不住的。
可万事都有个例外。有一次，我竟把一只正给小雀喂食的老雀堵在窝里，给抓了回来。我用铁丝和井下用的旧炮线编了个鸟笼子，把它关在里边。放上水，放上米，鸟笼子中间还绑了根细棍，想让它站在上面玩，可这只雀儿不领情，不吃食，也不喝水，只是象体育运动中的跨栏跳高一样，一个劲的倒着在棍上翻斤头，不几天就死了。
麻雀和大地上的小草、数量众多，但地位不高。当年还差点让毛主席当成“四害”之一给灭绝了。可它和诸如鹦鹉、八哥等“金丝雀”比起来，却显得很有骨气。“金丝雀”们可以抛却自由而接受人的眷养，麻雀却“不自由，毋宁死”。
(七)
我家所在住宅区叫“工人新村”。北临煤炭路，南接康乐路，东侧是广场，西望贺兰山。我说不出它的具体方圆面积，但总说是好大一片。这里是一矿的家属区，大概住了有两、三万人。以东西向的一条沙沟为界，（沙沟现已没有了）南边叫601，北边叫602。以南北向的新村路为界，东边是前院，西边是后院。北面毗邻煤炭路的一片叫310。同样是一条沙沟，把310和602分隔开来。
起初我也纳闷，为什么地名要叫什么601、602。参加工作后我才弄明白。原来这爿家属区未开发建设前，是一片戈壁荒滩，不象诸如“五棵松”啊“公主坟”什么的，有明显的地理标志。于是，当时的领导就把各个工地的设计编号定为地名。
我读书的矿小就在602后院。因此，这里是我儿时生活、学习、玩耍的原生地。我、同学、玩伴的许多故事都在这里发生和延伸。我六岁来到这里，现在还住在这里。这里已成了我实际意义上的故乡。山东老家只能算是原籍了。
矿区初建时，气候恶劣，条件艰苦，夏天还好说，一到冬天，七、八级的西北风隔三叉五的刮。刺骨的寒风吹的脸生疼，黄沙迷的人眼睛也睁不开，可“特别能战斗”的矿区人在这里坚持了下来，发挥了聪明才智，付出了艰辛的劳动，硬是把曾经的不毛之地－－石嘴山，建成了全国著名的煤城，塞上江南一颗璀璨的明珠。
(八)
我和我的同学们是矿区的第二代，虽然小学时的生活、学习的条件比较艰苦，但掩不住我们童年的欢乐
记得八、九岁的时候，吃完晚饭，天也就是刚擦黑。601和602的孩子就分别成群的聚集到沙沟的两侧，相互对阵叫骂，嘴里喊着：“601是好汉，602王八蛋。”还互相投掷石头。602的孩子也这么喊，不同的是，好汉成了602，王八蛋成了601。
沙沟很宽，小孩气力不足，扔出的石头很少有击中对方的，只是打着玩而已。待天完全黑下来，战斗也就结束了。想来可笑，小孩子之间的游戏，那阵势，就象发生在两个村的大人们相互械斗一样。这样的游戏玩了好长时间。样的游戏玩了好长时间。
到六七年五月，随着小弟弟的出生，我家全部人丁达到了七口。父亲、母亲、我，还有一个妹妹、三个弟弟，我是老大。
父亲六一年在井下被煤块砸断了左腿。由于当时医疗技术不高，先后三次手术都不成功，结果是造成腿关节只能弯曲三十度左右。留下了襁直的后遗症。调到地面后勤部门工作后，一月工资也就是七十元左右。虽说当时大家的生活水准都处于低水平状态，但相比之下，我家仍然算是困难户。
俗话说：“半大小子骒骡猪”。意思是形容男孩子吃的和猪一样多。那时居民每月的供应定量每人只有26斤，付食又跟不上，所以我家的粮总是不够吃，钱就更不够花了。父亲经常向老乡借，一次也就是十块二十块的。
除了尽量省吃俭用，父亲在工作之余，还要想办法增加点收入。记得有几次父亲和我、妹妹三人拉了辆架子车，到河东小煤窑去买煤。那里卖煤不过秤，论车。我们就尽量把车装的满的不能再满。拉回来后再重新拼装成平车，推到居民区也论车卖。这样，从河东拉回来的煤就不是原来的一车煤了，可以多卖点钱。
自家烧的煤，则基本上是我和妹妹在星期天以及放学后，到矿上矸石山，或者锅炉房拣回来的煤核。那时候，家家象我这么大的孩子都要去拣煤，就象农村孩子上山下地拣柴火一样。
家务活的重担则全部落在了母亲肩上。除了做饭、洗衣，还要做衣服、做鞋。那时，全家人的内衣、内裤，棉袄、棉裤都是母亲做的。只有制服样式的外衣，才到裁缝店去做。母亲还把破旧衣服用糨子打成“袼被”，用来衲鞋底做鞋。还时不时的到农村剜些野菜回来，以弥补粮食的不足。
(九)
父亲有文化，但很少跟我们兄弟交流。母亲是文盲，倒常给我们讲些从她老辈那里听来的故事。有一个“爹十七，儿十八”的故事，至今记忆犹新。
说的是从前有个小伙放风筝，结果风筝断线落到了小姐的绣楼上。小伙找小姐要风筝时，俩人竟一见锺情而相爱。后来发展到私定终身并暗结珠胎。悲摧的是，孩子还没出生，小伙却不幸得暴病而亡。小姐含悲忍痛，在自家花园安葬了未婚夫。并把一把锦缎小扇放在了小伙身边。
后来小姐生了个儿子。儿子长到十八岁时，赶上皇家开考，金榜题名考取了状元。在儿子奉旨回家省亲的时候，却非要扒开父亲的坟看看。待打开棺木一看，小伙竟然面色红润，栩栩如生。儿子拿起扇子一扇，小伙竟然活了过来。原来扇子是把宝扇。次年，小伙也考取了状元。
(十)
1966年夏，我小学毕业了，拿到了我此生唯一的属于正规教育的毕业证书一一小学毕业证。中学则基本没有上课，所有学习时间都用来闹革命了，其结果是到了拿到了一纸“退学证”。虽然在粉碎“四人帮”后，我在工作单位上了干校，读了电大，拿到了干校结业证和电大毕业证。在个人履历的文化程度一栏中，堂而皇之的填上了“大专”，并享受了每月15元的知识分子津贴。但在我内心的深处，始终顽固的认为，我所受的正规、系统的教育只是小学，我的文化根基就是小学。
在这年的夏季，我们离开了小学，在还没有进入中学的期间，那场史无前例的运动开始了。广播里天天播放批判“三家村”的文章，虽然当时并不理解“三家村”的含义，但我记住了“邓拓、吴晗、廖沫沙，他们三人是一家”。至今难以忘怀。红卫兵走上街头，到处“破四旧，立四新”。凡是认为是封资修的，属于旧文化的东西，一概破而毁之。地处一四六队的药王庙就在此时被毁了。北街的一家饭馆，房檐上的三个三角形的标志，被认为是三座大山而砸了。一些属于地、富、反、坏的阶级敌人被迁赶回了原藉农村。我们班就有二三个同学随他们的父母回了农村。
记忆最为深刻的是，人们成群结队的上街游行，批斗阶级敌人，“打倒”“批臭”的口号震天动地。在一次声势浩大的游街中，我的班主任蒋老师脖子上挂了破鞋，罪名是什么不记得了。和一帮形形色色的“阶级敌人”一起，被游街示众。还有人被戴上纸糊的高帽子，脖子上挂着写有不同罪名的木牌子。
对于游街，在我的记忆中，是在书中、电影中的土地革命时期，用来对付“土豪劣绅”的壮举。而今又是旧戏重演，派上了用场。是啊，都是大革命吗。不过现在想来，那实在是极其残忍，极不文明的野蛮作法，是对人格的极大侮辱。当时游街的场面可说是万人空巷，大人围观，小孩追逐，还有人把一些诸如瓜皮一类的污物抛在游街对象的身上、脸上，极尽侮辱之能事。而那时，我的蒋老师还是个二十几岁的姑娘，即受此奇耻大辱。内心的痛苦必是痛彻心扉。至今思之，内心还是阵阵颤栗。难怪当时的大知识份子傅雷夫妇，为了维护人格的尊严，双双悬梁自尽。
我的蒋老师，此后在我的就业过程中，还帮了我的大忙，成了我一生中一个重要的贵人。遗憾的是，那些年少不更事，加上人生的不顺，没有与她保持经常的联系，颇有点忘恩负义的感觉。待想起联系时，却听说已因病辞世，因此而成撼事。无奈，只有遥望长空，祈願蒋老师在天堂安好！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