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年发大水，破罡地区也成了一片汪洋大海，站在巢山上看破罡镇犹如二条巨蟒在波涛滚滚的洪水中游动。我家搬到巢山脚下一亲戚家避难，亲戚是父亲的好友，也是哥哥指腹为婚的泰山。他家腾出几间房屋，安置好奶奶和伯父一家四口居住后，剩余的房间都堆放我家搬出来的商品细软、家居杂物。我们兄弟姐妹五人和父母无处安身，只好在外面搭建一个简易的木板房，全家挤在一起。没有粮食吃，供应的干蚕都煮熟熬烂了仍然有股霉味，很难吞咽。父亲每天都要带着哥哥姐姐们早起晚归上山开荒“生产自救”。按规定十岁以上的儿童都必须跟随父母上山劳动。
富贵在天，生死由命不是没有道理，二妹就是命不逢时，赶上了这水灾的年月来到人间。母亲没有奶水，二妹还没有来得及睁开眼睛看看这大千世界，就走了。母亲抱着她那冰凉的小身体痛苦地啜泣，凄惨地呆呆地看着别人从她怀里夺走二妹用席子裹起来拿出了门。
一岁多的大妹妹成日坐在卧橙里，无人照看，饿了就抓煮烂了的蚕豆往嘴里放，可她嚼不动又吞不下，急得大哭，母亲这时就放下手上的活将蚕豆嚼烂再喂她，我也常常照着母亲的样子做，大妹吃完一口就迫不及待地用小手抓我的脸，我也就死劲地快嚼快喂，直到她吃饱喝足喜笑颜开。
五四年的夏天异常炎热，大妹鼻梁中间长了一个疮，没有药物治疗，溃烂化脓，苍蝇老是往上叮，她挥舞着小手拍打不停，我也常为她赶苍蝇并用草纸贴。那疮好了又发，发了又好，有时长了壳子又被她抓破，断断续续一个夏天，留下了一个很大的疤痕。几十年来，每当我见到大妹或记起此情此景都感到内疚……
弟弟当年只有五岁，很乖很懂事，从不吵闹父母。白天和我在水边玩耍，帮我捕捉小鱼小虾，拾捡螺蛳贝壳，这些美味是洪水对灾民的恩赐，经父母的巧手烧出来的鱼汤既好吃又有营养。夜晚来临时弟弟和我都在洪水里洗好澡换上母亲为我们洗晒干净的裤头、爬到大桌上睡觉，任凭蚊虫叮咬。
这年，可敬可爱慈祥善良的奶奶离开了人间。奶奶一辈子勤俭节约，乐善好施，生前资助过两个在我家当学徒的少年：一个是伯母娘家的侄子，一个是汪家的远方堂叔。这两人后来都投身革命，解放后都成了高级干部，堂叔在科学院第六研究所工作；大表哥南京商业厅工作。两人都带有手枪回来参加了奶奶的葬礼并名枪至哀，让我们全家人特别是父亲感到莫大的荣幸和风光，连镇上的某些干部从此对父亲的态度也缓和多了。他二人临走时还给我家留下五十斤全国粮票和五十万元人民币（一万元=一元），也就是这五十斤全国粮票让我们全家十几口人完整地渡过了灾年。
那时的粮票可比黄金值钱，特别是全国粮票，那就是命。全国流通粮票到粮油供应站可以买到大米；全省流通粮票只能买到糙米或麦子杂粮什么的；全县通用粮票只好买刚从地里刨出来的山芋和荸荠。这全国流通粮票只有那些有特权有身份的领导干部才能享有，小地方的人见都没有见过。
大表哥名叫方珏辰，和父亲同庚，同在浮山中学读书，在校时他就加入了地下党，并鼓动父亲一同前往重庆。奶奶得知信息后立即派人赶到武汉将父亲硬绑了回来。解放前夕，大表哥冒险托人带给伯父一封信，大意是说全国即将解放，叫我们赶快搬家到安庆市去开店谋生，破罡镇的首户到了安庆市只是个小商贩，不会受到革命浪潮的冲击。伯父当时似乎也理解了大表哥的心意，三天后雇了几条船将店里一些值钱的货物和家当都打包上了船，准备第二天就扬帆安庆。可他一晚上睡过来却改变了主意，让人将船上的东西又搬了回来，安庆不去了。
伯父一夜未眠，总觉得大表哥讲的有些骇人听闻，自己只是个本本份份的商人，做生意公平守信，从来没有欺负过穷人更没有干过什么坏事。他不了解共产党的政策，更不相信共产党得天下会拿他一个安分守己的小商人开刀，左思右想还是觉得在家里好，家乡的父老乡亲了解自己，背井离乡有什么好？再说共产党又不是日本鬼子，没有必要逃避。谁知五二年土改那场疾风骤雨般的大革命让他这个一辈子胆小怕事的人走上了绝路。
大表哥回南京时还将未成年的堂哥带到南京安排在AB大楼工作，直到五八年堂哥有了第一个孩子时才将伯母和堂弟接到南京，从此伯母一家人离开了破罡镇。
大水最深的时候，人站在楼板上水过膝盖。父亲常常和亲戚邻居驾着小船冒着生命的危险，在风浪中加固房屋。我家的房屋是木质串方框架结构，房柁都是一人抱的整木建造、楼上楼下二层，左右邻居同共墙体好似手挽着手。大水过后只有中街几十户人家的房子没有倒掉，尽管所有的墙砖都被大水冲得无影无踪，可那房屋的框架和房顶上的瓦片依然稳稳当当地站立着。听父亲说我家老屋后面盖的几十间房在洪水中只一个浪头就被卷得杳无踪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