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年吧，有篇关于冯小刚导演的文章很火，大意是考证冯导是不是大院子弟。按照一些学者的定义，大院子弟是建国后在北京党政军机关大院长大的干部子弟，以50、60后为生力军。一些人据此认为冯小刚不是纯正的大院子弟，顶多算半个，因为他出生胡同。我对冯导是否为大院子弟倒不关心，只是这则新闻让我感觉自己这个小镇青年可以写写幼年时期所在小院子的一些回忆。
在我的定义中，小院子就是我小时候所在住宅楼前面的那片空地，由几个楼围成一个口袋状。院子旁边是一条马路，路边耸立的是高大的白杨树，后面则是一片小山，不高，但山上松柏林立，那个年代还能看到野鸡从天空划过，刷刷存在感。院子里种着栀子花和桂花，初夏的时候栀子花开，立秋之后桂花又开了，在我的嗅觉记忆中，这两种花香印象最深。所以当我十多年后踏上桂子山，闻到玉兰苑的桂花香时，首先唤醒的就是我幼时小院子的记忆。院子东面有口水井，从小我就被警告不要靠近那口井，后来看了西游记，我更是害怕里面会不会住着冤死的乌鸡国国王……
不管是大院还是小院，都跟中国特有的单位文化密不可分。单位这个词，你在英文中都很难找到原有的名词来翻译它，因为它包含的元素太多了。借用一句不吉利的话来解释，单位包含了个人从出身到死亡的一切事务。好的单位孩子一出生就给你发奶粉钱，该上学了有集体的托儿所，学前班，有的甚至从幼儿园到大学全包。一个单位的同事工作在一起，生活也在一起，在早些年甚至厨房卫生间都是共用的。孩子出生之后也在一个院子里长大，一起上学玩耍，所以才有了所谓的大院子弟帮派。现在影视界掌舵的一帮人很多都是那时候的发小，《与青春有关的日子》就是这帮人怀旧的产物。
我们这种草根，自然跟他们那些红色贵族不能比。我生在一个普通的国有小企业的小院中。这个企业在98年的那轮改制后不久就破产了，在那之前我们一个院落的小伙伴一直一起成长和玩耍。院子里和我一个年龄段的孩子有不少，大多比我大两三岁，同龄的就三个人。不过我从小就喜欢和大孩子一起玩，所以并不觉得有什么不适应。
看《阳光灿烂的日子》，里面的一句台词给我印象极深:“我的故事总是发生在夏天，炎热的气候使人们裸露的更多， 也更难以掩饰心中的欲望。那时候，好像永远是夏天，太阳总是有空出来伴随着我，阳光充足，太亮，使得眼前一阵阵发黑...” 因为在我关于小院的记忆中，时节也永远是夏天的傍晚。天刚刚暗下来，西边有五彩的火烧云。树荫下，草从上，一只只萤火虫带着绿光飞出来，他们仿佛是开路先锋手里的灯笼照亮了院落旁边的小马路。小院的居民们都跟商量好了一样出了院子。父亲们把孩子高高地架在脖子上，母亲们织着毛衣和邻里边走边聊，大点的孩子蹬着自行车在马路上赛车，小点的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玩着大人们永远不懂的嬉闹游戏。
长大之后看伊朗电影《小鞋子》特别感动，感觉里面的小主人公一直在奔跑，因为在他身上我仿佛看到了自己儿时的样子。是的，那时的我，仿佛一颗都不消停，肆无忌惮地在院子里奔跑着。那时最火的跑酷类游戏不是现在孩子手机上的神庙逃亡，而是土地上的“三个字”。这个游戏非常简单，不需要什么道具支持。三人以上就能玩。首先规定一个游戏范围，只能在这个圈子里活动，然后剪子包袱锤，最后剩下的一个来当鬼抓其他的人。眼看要被鬼抓住的时候，可以喊“三个字”或者其他三个字的词，鬼就不能碰你，你也不能动，站在那里等待其他人来救你，救人的方法很简单，只要同伴轻轻拍你一下就好了，被救活的人就又可以继续跑动了。如果没来得及喊“三个字”就被鬼抓住，那么就取代对方变成鬼。这个游戏还有很多升级版，比如，如果只剩一个人还能动的时候，那个人可以喊“全家福”，这样所有被“冻住”的人又都可以动了，这就提升了鬼抓人的难度；或者是提升人躲鬼的难度，要求每个人喊的三个字必须不一样，前面喊过的词后面就不能喊了。一个简单的小游戏，变化一下，就能带来无尽的乐趣。每次都是家里的大人催促了好多次该回家吃饭或睡觉了，才恋恋不舍地结束。以至于在我的印象中，在小院子里的我好像在一刻不停的玩着三个字。
上学的时候学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看着先生回忆自己童年的种种经历，我是既羡慕，又有同感。特别是鲁迅对那些小动物们的回忆，一下子就把我拉回了那个整个下午在水渠旁边捉蜻蜓，在草堆里逮蚂蚱，在大树下挖知了的顽童时代。
与蚂蚱、知了相比，蜻蜓是最好抓的。小院的旁边就是一条小水渠，水并不干净，但是蜻蜓很多，最多的是蓝色的，红色和黄色的很稀少。夏天的下午，拿一根竹竿，慢慢伸到水渠上空，等着蜻蜓落上去，慢慢回抽杆子，到了胳膊够的着的时候伸手慢慢靠近，眼疾手快抓住翅膀这就抓住一只。开始不知道蜻蜓没氧气活不了，用玻璃瓶装蜻蜓，结果盖子盖上没多久，蜻蜓就死了，我为自己杀害了一只益虫而自责半天。捉多之后就放不下了，索性都放了重新抓。后来发现很多蜻蜓被抓之后，翅膀都坏了，没法再自由飞翔，也就不再执着地去捉他们了。
小学的时候看了一个电影叫《大气层消失》，那个片子真是我童年最大的阴影之一。我当时看的时候就有一种身临其镜的幻觉，感觉就像自己亲身经历了一样，地球快要末日了，臭氧层快要消失了。那会我开始意识到动物会灭绝，大气会污染，环境破坏的后果很可怕。我开始学习竺可桢做物候日记，某月某日，开始穿秋裤，某月某日开始下雪，见到某种不知道名字的昆虫……写的时候真感觉自己是一个19世纪的博物学家，马上又要开始新一轮的物种大发现，后来才知道竺可桢，达尔文、法布尔这几个人干的活根本不一样。不管怎么说，这些错乱的认知，让我意识到乱抓昆虫的事情，尤其是益虫蜻蜓的事是不能再干了。后来，我发现，其实不用我自己停止这类捕捉行为，因为根本就没有蜻蜓可抓了，小水渠早已干涸，连蚂蚱知了都不多了。在城市化的钢筋混凝土中，想找块平整的土地都不容易了。
关于小院的记忆中，也有些现在看来很难想象的事情。这其中就包括了到邻居家借电话的故事。虽然“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说法50-60年代就已经有了，在老百姓的想象中这是四化社会的标配，可是对平常人家来说，直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享用电话仍然是奢望。我家所在的那个单元，记忆中就只有二楼的一位经理家里有电话。我记得每个星期六的下午（那会还没有施行双休制，往往是周六下午开始休假），母亲会带着我去这位经理家借电话打给外婆。时间往往都很短，匆匆忙忙，我一般在最后的时段会拿着话筒给外婆问声好，然后就很快挂断了。这样的状况一直持续到了1995年我家从三层单元楼搬到了10层电梯楼（虽然单位没钱始终没装电梯，但位置是留出来了）。那一年的春天，我家终于用上了固定电话，后来家里固定电话的号码换了好几次，但最开始的那个号码我至今还记着，甚至邻居家的几个电话我也还记着，因为前面都一样，只是尾数，不同罢了。小学同学Yasin那会儿家里是二汽线路，打电话不要钱，经常和我打电话，甚至在电话里一起做作业对答案，我那会才第一次感受到了什么叫煲电话粥。可能是因为之前有到别人家借固定电话打的经历，母亲至今对固定电话有感情，现在大多数住宅都不把固定电话撤销了，我家一直保留着，每天晚上回来总看到母亲躺在沙发上抱着固定电话热线着，我想这可能真是有固定电话情节吧，谁知道母亲一句反驳给出了真理——手机能像固定电话一样打两个小时不充电吗？好吧，煲电话的人伤不起。
每年过年我都会重回过去的小院，不是去寻找故人，那里的故人早已离去，只是因为给爷爷奶奶烧纸的路上必须经过那条路。院子还在，楼也还没有倒，但衰败是显而易见的。栀子花和桂花树早已不再，连水井都被填了。院子中间的土地也改成了停车场，稀稀拉拉停着几辆小车，场地周围杂草丛生。我还专门去问现在住那的住户，孩子们是否还玩“三个字”，他们听了半天也没弄懂我在说什么。我知道，小院子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
如今身处在小区楼宇中的人们，享受着新的休闲方式。麻将馆和广场舞，成了各个小区的标配。傍晚时分，小区广场上跳广场舞的人一点也不比小院子时代在院子里遛弯的人少；麻将馆一如既往的火，灯火通明，整夜不歇。不过这种热闹的背后，也伴随着很大的争议，麻将引起的家庭纠纷从来没有中断过，广场舞在扰民问题上的来回博弈，甚至让它“蜚声世界”。
那天我回家路过楼下的花园，看到一群孩子在玩丢沙包的游戏，尽管在我看来，他们玩的还很不专业，我却有一种莫名的感动。这种古老的游戏，现在还有孩子在玩，说明了它的生命力。天天捧着ipad，盯着电子游戏的孩子们，太需要这种户外活动了。 也许我是咸吃萝卜淡操心。每代人都有不同的娱乐方式，新一代人享受的多媒体是我们那个时代所无法想象的，他们在享受便捷的同时，必然也承担了由此带来的副作用。我们那会玩任天堂游戏机，不也被大人说成玩物丧志嘛。
ok，就此收笔，怀旧是为了更好的创造未来，让未来有旧可怀。现在愈发理解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道理，其实还应该加上一条，识千人面。书、旅行、人际交往，离开了这三条，精神生活怎么都丰富不起来。希望再过十年，我来写青年时代的回忆时，能够有更丰富的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