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峰友嘱我为他的诗文集《探骊集》写序。虽经我一再推辞，但他一定不肯放过我，坚持要我来写。
推辞有两种，一种如一群年资相当的人在一起聚会，关于谁坐主位都要推辞一翻，但最后，面带着推辞不了的神情坐上主位的人，心中是相当得意。别一种是开会中本无准备要发言，尤其是对讨论的主题不甚了了，却听会议主持突然发难，请某某谈一谈，推辞是必需的，但却是无效的，众目睽睽，甚是狼狈。我就是第二种。
久不为文，滚滚红尘中早为俗人，不曾欠人钱货，不料却凭空欠下这文债，杨白劳当得真是怨啊，一无喜儿可以抵债，二是黄世仁逼的急，而且他有内线，让家母催我，只好硬着头皮为此文。
与立峰相交于84年，太原四中。最初的印象，此人思路异于常人，时时剑走偏峰。数学课上，他总有不同于老师的意见，解法虽繁，但结果是对的。颇让我等常人惊诧。当时他住金刚里，我住北大街，经常上下学相随，渐成好友。
还记得冬日下学后，夜色里一起骑着自行车，双手离把，吼着《冬天里的一把火》，呼啸而过，令路人侧目，颇有得色。（当时还有王宇良，此兄后来去了麻省，消息全无）。
那时一盘正版磁带要7块钱，是我们买不起的。立峰的母亲当时在省音像制品经营部工作。立峰有机会搞到正版的原声磁带，偷偷拿出来共享。还记得有一次他“偷”出来的是刚上市的荷东的《火箭人》。在我的小屋里，我们用针小心翼翼的挑开外面的玻璃纸包装，因为听完了还要包好还回去，不能被他妈发现。当强劲的音乐在小屋里回响时，那是相当的快乐啊。是因为音乐，还是因为“偷”的成功，也许都有吧。
今天人们都说快乐难得，幸福指数降低，但也许不是我们得到的少，而是我们要求的多。
立峰文稿中写了很多关于往事的回忆，《我家养鸡》、《童年轶事》、《六岁琐忆》、《我的早恋》等等，流于笔端的是童年的真情与快乐。正如立峰在《童年轶事》中所写“我这半生里最快乐的事件都发生在自己的童年时代”，我想这是很多的人共同的心声。何也，小时候我们是空杯，无论是雨水还是奶水，有所得我们就会快乐。而今天我们的生命之杯已经不空不净，就是葡萄美酒，我们也会计较年份和产地。
立峰关于童年的文章，真实的传达着我们七十年代生人的欢喜与哀伤，三侠五义的兄弟情深，早恋时的朦胧与纠结，读来令人时而唏嘘，时而莞尔。古人说“情之至者，自然流为至文。”斯言甚是。
初中毕业后，我们各自上了高中。再见他时，他已经是一个文学青年，阅读了大量西方哲学和文学作品。记得他最早向我推荐的是周国平的《尼采：站在世纪的转折点上》和《诗人哲学家》。我当时也对西方哲学和文学非常感兴趣，所以童年的友谊在哲学的层面上得以延伸。尼采、萨特、加缪和我们一起度过了很多个下午，我们一同在《白夜》走进《城堡》，高声吟诵着《神曲》跋涉在《荒原》之上。
我们严肃的探讨着关于生命的价值与意义、生存与死亡、自我与异化，我们用尼采的哲学、萨特的思想为刀解剖着我们认识的世界。有人说“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我们不知道上帝是否嘲笑过我们青春的思考，但是我们没笑，我们是认真的。今天我们的生命印迹中依然深深留下了那时思索的车辙。
文集中《论虚无》、《祈祷下的乐章》、《那么让我们走。。。。。》、《都市》、《人间的耻骨》等一系列诗歌和散文，无不是严肃认真思考的结晶。他们不是为写，不是为了让读者喜欢，不是为出版，甚至不是为存在而存在的。你可以接受也可以不接受，但不可改变是存在。
时间原地未动，走过是我们。
立峰说我，当年夕涯书屋的文白已经不是文人是商人，而今天我的很多合作者说我不是商人是文人。“我是谁”，这个永恒的哲学问题，我还需要思考。正如17世纪法国思想家帕斯卡尔说的“人是一支会思考的芦苇”，思考是人在自然中存在价值与形式。我在思考，我也尊重所有思考的人。
是为序。
许湧于夕涯书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