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隐形的权力
丹尼斯·朗的《权力论》一书把权力定义为三种——武力，操纵和说服，传播学研究中的说服便是其重要组成部分。此外，统治阶级对经济政治资源的控制，也会导致大众传播中隐藏着看不见的权力控制。二战之后，第三世界国家普遍获得政治上的独立，谋求经济和文化独立，但在国际信息传播方面，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信息自由传播为由，依靠强大的信息资源和媒体实力，大量向发展中国家输出文化产品和新闻，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实力不强，在国际传播方面，处于失语状态，造成发展中国家本土文化式微，身份认同的危机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殖民。这一理念被阐释为“文化帝国主义”，即资本主义国家将他们的经济殖民和文化影响结合在一起。
二、传播借用符号，符号体现权力
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提出：任何人都不应忘记，最好的沟通关系，也就是语言交换活动，其本身也是象征性权力的关系，说话者之间的权力关系或者跟他们相关的群体之间的权力关系，就是在这种语言交换活动中实现的。欧洲的马克思主义学者认为，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不在单纯的利用强制性的权力来管理社会，而是转向通过传播活动建构起符合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来维护统治。法国结构马克思主义者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通过召唤，作用于人的潜意识，塑造了人的主体，同时令其成为意识形态的臣服者。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的统治一方面依赖强制性的暴力和国家机器，另一方面在合理性上依赖意识形态的霸权，霸权重视的是文化方面的控制，霸权推广不是建立在强制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同意的基础之上，它是控制者和被控制者之间妥协和合作的结果，霍尔认为，大众传播的编码与解码，其实就是语义空间的阶级斗争，在话语里蕴含着权力的对抗。
三、常识中的权力
传播即权力话语强调的不是简单的直接操纵，而是建构隐藏在我们文化和语言中的不平等关系，这种关系往往以常识，同意，习惯甚至乐观中立的知识，真理形式出现。比如传播文本在对现实的表征中，包含着对女性的压迫，我们的文化一直是用男性的话语和男性的视角定义和解释所有的经验，而女性必须被压迫和使用男性话语表达一切，男性的权力在这一过程中被合理化，自然化，女性则受到排斥和贬低，大众媒介在这种无形的权力网的建立中，起到重要作用。